非遺學和民俗學的研究對象都是民間文化，有人便把非遺學與民俗學、民間文化學等同起來，但它們不能等同。民俗學從田野出發，但并不必須回到田野；非遺學卻必須回到田野。非遺學是為田野工作的學科，這是它的特性，也是它的學術使命。
嚴格地說，“非遺”一詞直到本世紀初才出現，它源自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非遺來自民間文化，但不是民間文化的全部，而是從民間文化中遴選出來、有代表性并保持活態和必須傳承的精華部分。非遺是強調“遺產”意義的，而民間文化學和民俗學不強調“遺產性”。從學科上說，民間文化學與非遺學更是不同，不論是學術立場、學術使命、學術目的或關注點等，非遺學都有其特殊性。
首先，“非遺”的概念是時代的產物，是人類進入工業時代后，對前一個歷史時期非物質的文化創造在認知上的自覺。這種自覺是一種文明的覺醒，使人類的文明觀和遺產觀都向前邁出重大的一步。
當然，非遺一出現，就遇到了時代的巨大挑戰。工業文明對農耕文明的更替勢不可擋，而我們一定要傳承的珍貴的非遺正在被時代更替的事物之中。所以，非遺工作伊始，首先要對非遺做全面的“緊急搶救”，進行搶救性的記錄、整理、分類，甄選精華，進而保護。
這件事很難。因為非遺是一種田野文化，是大眾為滿足自己而集體創造的生活文化。它與廟堂文化和精英文化有著根本的不同。廟堂文化與精英文化有文字著錄，記載清晰，傳承井然。民間文化則像野草山花那樣遍地開放，興衰枯榮，一任自然，很多從無著錄，也無文字記載。當我們開始對神州大地的非遺進行地毯式調查時，才知道民間文化種類之繁多，特色之繽紛，內涵之迥異，難以窮盡。不管跑過多少地方，對于田野的文化，我們不知道的遠比知道的多得多。由于我國地域廣大、山水相異、民族眾多，非遺更是燦爛無比。現在列入政府四級（國家、省、市、縣）名錄者已多達10萬余項，仍然時有新的發現。
更大的難題是，對于如此超大規模、極其龐雜、千頭萬緒的民間文化，怎樣去確認、記錄、分類、整理和甄選？歷史上，非遺從來就沒進入過遺產名單。沒有前人的經驗可資借鑒，更沒有專業理論可做指導，甚至沒有相關知識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我們認知，只有浩如煙海、處于瀕危的民間文化，在田野里等待我們去援助。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戰。
如今，社會各界愈來愈多地關注非遺，支持非遺；特別是學術界，致力于非遺的知識構建與理論構建，給非遺事業以必需的學理支撐，助力了從國家制定非遺保護法到政府建立各級非遺名錄、代表性傳承人制度等一系列非遺管理制度和保護方式的確立。
我國的非遺保護和管理已經走在世界前列。但事物愈是發展，深層問題就出現得愈多，對學術能力的要求就愈高，對理論健全的要求就愈迫切。這些壓力都壓給了新興的學科——非遺學。
所以我們說，非遺學是被田野“逼”出來的。一切問題都是田野提出來的，圖書館里沒有答案；凡是要為非遺學立說者，還要問道于田野。
非遺對非遺學的要求，首先要讓當代人從遺產角度（這是從未有過的角度）來認知它，闡明它的重要性、價值、內涵，明確它的特性，進而還要將每一項非遺的文化構成厘清；再進一步便是要關切非遺的傳承方式、傳承內容和傳承人。這些世世代代在田野中自生自滅的東西，都是今天非遺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一是非遺的技藝傳承。技藝是非遺的關鍵，它世代活態地保存在傳承人的身上，是非遺的生命。認知技藝的價值、確定技藝的精要、厘清傳承的脈絡、制定技藝的保護標準，是非遺學者的重要工作。
物質文化遺產主要是繼承，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是傳承，傳承是非遺學的核心內容。
二是保護。這也是非遺學的重中之重。此前，民間文化是絕對沒保護的。保護緣自人類對自己創造的歷史文明的自覺和責任。但僅有保護的愿望是不夠的，還需要知識和方法，需要對非遺的正確認知和對保護方法的科學設定，以及嚴格的監督保障。這些工作都必須在田野中進行。
從對非遺的認識、概念的確認到知識體系的構成，從遺產的記錄到傳承保護的理念和方法，都是來自田野，都是田野迫切的需要。非遺學不是高高在上、坐而論道的學問，不能把學問搬到書齋里做，而要“把書桌搬到田野”。能夠回答我們“非遺之問”的，不是書本，而是生氣勃勃又問題多多的田野。從一項項具體的知識，到這門學問所有重大的疑難，只有在田野里才可以找到答案。
非遺學直接為非遺服務，我們從不回避這門學問的應用性與現實性。非遺學為田野文化構建理論，為遺產的跨時代傳承排難解紛，是既切合實際，又貫通古今，并且事關久遠的科學。從這個意義上說，非遺學是一門具有文化責任的學問。
比如，如果我們的保護理念錯了，方法錯了，某些非遺就可能因之消亡；如果我們的保護理念科學到位，那些非遺便會賡續有序，優秀的傳統得以保持和發揚。
再比如，如果我們對非遺的認知有限，自以為是地誤導了傳承人，讓充滿著鄉土氣質和地域精神的傳承人將千百年代代相傳的看家本領扔掉，將自己最重要的“民間審美”視為落后和低下，非遺就會變異變味。看上去傳承還在，但非遺的“原生態”卻不翼而飛，名存而實亡。這是非遺學者必須關注的。
我們的理念、見解、判斷、措施正確與否，只有田野說了算。決不能把想當然的思想方法與指導方案一味地推行下去，糊里糊涂過了若干年之后，卻在現實中找不到非遺最珍貴的本色了。這是非遺學一個要害的問題，咱們不可以讓非遺得而復失。
這就要求在管理層面上，應保有嚴格的監督和科學的檢驗機制。非遺學者要為監督與檢驗制定標準。這也是非遺學者一項專業性與學術性很強的工作。
從田野中出發，在田野中探索，在田野中研究與創建，再回到田野接受檢驗，這便是非遺學這門學問的全過程。
一切都要從頭開始。每一個專用名詞的確立、每一個概念標準的闡釋、每一項學術內容的確定，直到整體的知識體系和理論體系的搭建，全是由無到有。
非遺需要系統化、檔案化和整體的科學管理。我國非遺的體量、規模、復雜性，在世界上絕無僅有。由于非遺具有著強烈的地域特征，每一項非遺都各具特色，對其傳承和保護的方式也必然各不相同，科學管理急需非遺學提供學理支撐。
工作再多，也都要從田野做起，而且一直都不能離開田野。學術無論巨細，都要做到精到深通。非遺學是一門永遠跋涉于田野的學問，惟其如此，才能成為中華大地非遺保護與發展的科學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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