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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文旅深層次地融合發展
來源:公共建筑    發布時間:2024-11-04 18:35:00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文化和旅游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各地推進文旅深層次地融合舉措頻出。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本期特邀專家圍繞相關問題進行研討。

  黎耀奇(中山大學旅游學院教授):文化元素豐富旅游服務產品供給,旅游元素釋放文化產業經濟價值,文旅深層次地融合有助于更好實現文化繁榮和旅游發展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黨中央格外的重視文旅融合發展。2009年,原文化部、國家旅游局發布《關于促進文化與旅游結合發展的指導意見》,通過建立部門間協作機制,推進文化與旅游結合發展,此后有關政策陸續出臺。2018年,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批準組建文化和旅游部,文旅融合在體制機制上邁出實質性一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推動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建設一批富有文化淵源的世界級旅游景區和度假區”。黨的二十大報告對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推進文化和旅游深層次地融合發展”。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發展體制機制”,為文旅領域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旅融合不僅是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的簡單疊加,而且要在理念、機制、資源三個層面實現協同,達到“1+1>2”的效果。

  一是宏觀層面的理念融合。我國文化和旅游業兼具產業和事業的雙重屬性。推動文化發展的目的是滿足人民日漸增長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不斷豐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的精神力量,事業屬性更強,公益性突出。旅游有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增加就業、拉動內需等功能,產業屬性更強,以市場導向為主。二者雖有不同,但均強調滿足人民期待。因而,需確立以人民需求為導向的理念,積極適應當代消費需求和審美追求,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化和旅游產品。

  二是中觀層面的機制融合。文化和旅游業的雙重屬性要求在文旅融合過程中,既要充分的發揮市場在文旅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發揮政府在優化規劃布局、公共服務、營商環境等方面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形成政府搭臺、企業唱戲、群眾受益的發展模式。同時,健全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統籌協調機制,提高政策精準性協調性有效性,打破行政壁壘與區域壁壘,推動文化和旅游發展要素在區域間順暢流動,以各類文化旅游帶為依托加快形成統一的文旅大市場。

  三是微觀層面的資源融合。文旅融合是兼具文化屬性和旅游屬性的資源在供給側和需求側的融合發展。各地文旅實踐證明,文化遺產、文博場館等文化資源經科學開發利用可成為極具市場吸引力的旅游資源,而旅游則對文化資源的活化、傳播大有裨益。應著力開發文化資源的旅游價值和旅游資源的文化價值。

  盤活文旅資源。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為我們留下了無數文化瑰寶和豐富旅游資源。但以往因缺乏系統觀念、市場意識、人才資金等,部分地區文旅資源仍處于分散管理、低水平開發乃至“休眠”的狀態。文旅融合下,全域旅游格局的構建能夠對區域內旅游景區、相關產業、生態環境、公共服務等經濟社會資源要素進行有機整合、系統優化、深度開發。

  升級文旅產業。旅游通過基于市場需求的內容塑造,釋放文化要素的市場價值,拉動文化消費,推動文化產業的內驅式發展。而文化通過賦予旅游服務產品文化特色,有助于實現差異化定位,避免同質化競爭。文旅深層次地融合推動文旅產業鏈向附加值更高的“微笑曲線”兩端加速發展。

  繁榮文旅市場。文旅深層次地融合打破了原有的產業邊界,實現資源要素之間的重組和交融,促進經營主體發展與商業供給創新,催生新產品和新業態。尤其是科技要素的引入為文旅融合帶來新的動力,依托數字技術實現文化展現多維化、游玩體驗沉浸式、旅游出行便捷化,市場中的多樣性與個性化需求得以滿足,市場活力也將進一步釋放。

  王青亦(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副院長):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旅游是文化的載體。隨著文旅融合的深入推進,各地探索并形成了一些以文塑旅的典型經驗做法。

  資源轉化模式。文旅融合發展的優勢,在于文化資源的獨特性和原真性。通過文化資源的產業化和商品化,促進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化和利用,將靜態的物質資本轉化為能夠被人們感受和體驗的文化資本,從而提升文化產業的旅游價值,賦予旅游產業文化內涵。從珍寶無數的博物館到歷史悠遠長久的建筑群,故宮不僅是文化資源的薈萃之地,更是一個取之不盡的文化創意寶庫。故宮博物院基于故宮IP開發的文創產品品種類型繁多,涵蓋了從日用品到高端收藏品的所有的領域,文創等綜合性收入已超過門票收入,實現由門票經濟向綜合消費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釋放了發展新動能。

  科技賦能模式。數字技術在創新文旅產品表現形式、推動文旅資源數字化存儲與共享、便捷游客收集信息與出行決策、旅游景區智慧化運維等方面展現出巨大潛能。其帶來文化和旅游產業呈現方式和體驗感受的顛覆性改變,拉近了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間的時空距離,豐富了旅游服務產品供給,提升了游客體驗,便利了文物管理。敦煌研究院利用虛擬現實、增強現實和交互現實等科技,打造了“數字敦煌”系統工程,將歷史背景和文化內容轉化為海量數字化資源,實現30個洞窟整窟高清圖像和相應的全景漫游節目全球共享,帶動了敦煌文化的傳播,吸引更多游客走進莫高窟。此外,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為游客提供《千年莫高》等沉浸式數字體驗節目,使莫高窟參觀模式由單一洞窟參觀轉變為虛擬文化產品與洞窟實景體驗相結合,提升了文旅資源的配置效率,莫高窟單日游客最大承載量由3000人次增加到6000人次。

  產業協同模式。文化產業附加值高、創新性與融合性強,旅游產業的消費體驗性、產業帶動力強。二者有各自的產業高質量發展規律和邏輯,只有尋求文化產業和旅游產業價值鏈的契合點,加強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協同、引導和培育,推動建立多層次的產業合作機制,研發新產品、培育新業態,豐富優質文旅產品供給,才能發揮文化對旅游的推動作用。大唐不夜城以盛唐文化為主線,推出不倒翁小姐姐、詩仙李白、盛唐密盒等系列網紅產品,打造出文創、零售、非遺、潮品等豐富業態,建構出一個個可體驗、可娛樂的文旅新場景。在每年超億次客流帶動下,實現了餐飲、演藝、影視、服飾等多個產業協同發展。

  當前,以文塑旅、以旅興文還存在一些堵點、難點待破解。一是文化吸引力不足。部分地區歷史悠遠長久,文旅資源富集但未得到充分挖掘,仍是守著一座山、一片湖、一群房打造傳統旅游觀光產品,缺乏獨特文化內涵。二是文旅產品研究開發手段匱乏。部分地區地域文化特色鮮明,但未能找到符合的旅游表達形式,文旅產品體驗性、互動性、趣味性弱,與市場需求脫節,文化活化難、變現難。三是產業協同程度較低。部分地區的文化和旅游產業集群缺乏協同發展,導致資源沒辦法得到有效整合和優化配置,同時對其他產業帶動有限。

  應繼續總結并推廣特色發展模式,提升以文塑旅的整體效能。強化文化資源儲備,開展區域文化資源普查,深入挖掘歷史背景和文化成果,準確提煉地域文化內核,科學定位其時代價值。開發特色文化品牌,探索“文旅+科技”“文旅+教育”“文旅+體育”等融合發展模式,實現創意、產品與市場相銜接,豐富旅游業態與消費場景,增強產品吸引力,拓展旅游發展空間。跨區域、跨產業打通文旅產業鏈和供應鏈,加強文旅產業和一產、二產、三產的多元融合,延長產業鏈、提升價值鏈。

  近年來,民間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等通過旅游活起來、火起來的案例屢見不鮮,其背后有何規律經驗可循?

  王學斌【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華文化延續著我們的祖國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旅游是發展經濟、增加就業的有效手段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產業。在推動文旅融合發展過程中,要注重發揮旅游的文化守護傳承作用。

  文化賦予旅游豐富的內涵與產品供給,推動體驗更新與消費升級;旅游提升文化的參與性,促進文化傳播,并帶來資金、政策等支持,推動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工作邁上新臺階。以旅彰文可以通過旅游產業發揮文化資源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屬性,對其進行活化利用和生產性保護。

  第一,謀求文化的具象化、有形化呈現。旅游是文化傳播的載體,能夠將留存于記憶中、書本上、掌故里的文化遺產資源轉化為喜聞樂見、可感可觸的產品。紹興古城發揮魯迅故里優勢,利用三味書屋、魯迅故居、百草園等核心景點對國人的深刻影響,對魯迅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景進行IP化開發。同時,通過開辦魯迅文化主題展、“跟著課本游紹興”主題研學、“大師對話”國際學術交流等多種活動,實現了“從故居到故里,從景點到景區”的全域文化繁榮有益探索,推動了魯迅精神的廣泛傳播與鮮活普及。

  第二,探索對本土性、在地化文化的創新布局與時代表達。旅游開發涉及文物保護、舊址復建、文娛項目開發等內容,必然伴隨對地域文化重新梳理與挖掘。旅游引入了游客視角與審美體驗,促進地域文化在市場需求導向下的全新建構。依托隋唐洛陽城遺址的豐富考古成果,洛陽復建明堂、天堂、定鼎門等建筑群落,融入多彩的民間藝術表演、特色美食、主題燈光秀等元素,營造出古今輝映的濃厚氛圍。同時,配合當地全力發展的漢服旅拍產業,洛陽吸引了大批年輕人前來感受民間傳統文化。當地文旅產業不僅有歷史厚度,更有時代溫度,促進了老城煥新、古都再生。

  第三,強化新質生產力對文化發展的動能。數字技術使旅游服務產品的信息觸達、供求匹配效率得到非常明顯提高,讓個性化需求支撐規模化市場,特色化產品形成廣泛性影響。一大紀念館發布的“樹德里”系列數字文創產品,其虛擬盲盒線上發售的形式,打破傳統實物文創產品發售的時空限制,借助全息技術提升產品與受眾群體之間的互動性,改變了文化單向傳播模式,使紅色文化以“潮”的方式走近年輕群體。

  第四,打造講好地方故事的文化舞臺。近年來,文化舞臺化成為展示地域文化的流行表達方式。通過對地域文化進行文學加工、舞臺創作,配合聲光電等多種特效,實現真實性與藝術性的有效結合,既滿足游客對原汁原味地域文化的追求,也能避免文化呈現形式的單調、乏味,降低了文化欣賞、傳播門檻。作為沉浸式旅游演藝代表作的《又見平遙》,以當地鏢局家族故事為主線,融入平遙婚俗、飲食、商業等文化元素,通過流動舞臺、角色扮演使游客成為劇中人,在沉浸、參與中產生共情、共鳴,充分體現了開拓進取、敬業誠信的經商之道,生動講述了“晉善晉美”的文化故事。

  第五,以旅為媒引才聚才。文化精神的傳承、資源的利用、產品的創造均高度依賴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規模宏大、素質優良的從業者隊伍是文化產業高水平發展的重要保障。旅游產業在帶來非常大流量的同時,也為文化帶來了關注與發展機會。景德鎮陶溪川文創街區,通過舉辦“72亼青年藝術家計劃”、陶溪川新款發布會、陶溪川邑空間、陶瓷電影周等各色文旅活動,持續吸引文化產業人才前來旅游考察、獻智獻策,推動2.4萬“景漂創客”創業就業,將陶溪川打造成集文化、旅游、國際交流、雙創孵化、教育研學、電商直播、創意集市等多種功能、業態于一體的陶瓷文化創意發展平臺,實現了旅游與守護非遺同向而行。

  數字絲路是我國新時期發展的戰略性選擇,是構建互聯網空間命運共同體的新階段。數字絲路貿易的偉大實踐正在使古老的絲路煥發出新的光輝。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國際關系學科建設顯著加強,發展目標、主要任務、建設路徑都更加明確,要求更加清晰,學科建設明顯提速,突出體現在學術創新、實踐支撐、人才教育培訓等方面。

  新型城鎮化進程的學科建設涵蓋了高等教育體系中為適應新型城鎮化發展需求而設立的大量有關專業和研究方向,在實踐中也是由一個龐大的職業群體共同推進著與中國現代化進程相伴的城鎮化進程。

  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為理論創造提供了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為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

  隨著技術的慢慢的提升和應用的深入,數智化將為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帶來更多的機遇和動力,助力中國實現美麗中國建設和“雙碳”目標,為全球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貢獻更大力量。

  網絡梗”越來越成為互聯網空間講好正能量故事的優良載體。加強“梗能力”建設,是推動黨的創新理論高質量傳播的重要途徑。

  與“修昔底德陷阱”的預設恰恰相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動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向前發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將具有高碳匯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區域納入生態保護紅線范圍當中,實施具有規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數字治理,本質上是數字技術向多元治理主體賦能增效的過程,其目的是在數據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礎上,從多個層面對治理系統的感知、決策和執行能力進行提升。

  在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我們更需要的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謂“理論”。

  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必須用好總體國家安全觀這一強大思想武器,自覺運用其方法論原則武裝頭腦、指導實踐,從整體上把握國家安全,不斷開創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化的經濟發展的底座,是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建設的基石。要立足不同產業特點和差異化需求,推動經濟產業全方位、全鏈條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轉型。

  高質量構建“大思政課”工作體系要聚焦目標、效果和特色,著力破解思政課建設中的重點、難點和核心問題,帶動思政課敘事表達體系和場景體驗模式的深層變革。

  中華文化的主體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良歷史傳統文化、傳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加速發展,各國既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也需要應對新的全球性問題,國際社會迫切地需要攜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互聯網空間,攜手構建互聯網空間命運共同體。

  中華民族傳統節日春節馬上就要來臨。值此之際回望2023年,中國經濟主要預期目標圓滿實現。展望新的一年,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依然將面臨一些困難和挑戰,但同時也具有體量大韌性強創新后勁足的競爭優勢、宏觀經濟政策回旋空間大的支撐效應、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增長紅利等三重有利支撐。

  要聚焦新時代新征程黨的中心任務,以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和優化政府職責體系為重點,在“加減乘除”上做文章,推進機構改革再深化,為在新征程上全方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新動力。

  面對一直在升級的數字社交產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識到沉浸式社交環境背后的經營銷售的策略與運作邏輯,從而與社會化媒體生成的感官刺激與虛擬自我保持距離。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內含著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宗旨,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根植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符合中國的初心使命,體現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高度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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